周为民：应该加强关于中国改革史的学习——《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研讨会
摘要:中国改革已经快30年了，已经有一代人过去了，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改革当中很多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他们对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已经相当隔膜，也就是不了解。即便经历过的，年纪比较大的同志随着时间的过去对很多基本问题也淡忘了，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加强关于中国改革史的学习，特别是在青年当中。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研讨会
时间：2006年5月17日下午14：00-17：00
地点：《中国工商时报》多功能厅（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8号3层）
主办：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支持媒体：博客网
直播地址：博客直播室
周为民：应该加强关于中国改革史的学习
保育钧：我们围绕这本书《大突破》突破在哪里，我们再探讨探讨。我们有请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老总周为民。
周为民：我简单的谈几点看法。一个就是马立诚同志的这本书，在我看来，确实是一本非常有份量、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个著作在这个时候出版，我觉得是正中其时，就是现在此时此刻非常需要有这样的著作。什么道理，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中国的改革已经快30年了，已经有一代人过去了，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改革当中很多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他们对中国的改革的一些问题，已经相当的隔膜了，就是不了解，即便是经历过的，年纪比较大的同志们，随着时间的过去，对很多基本问题，也淡忘了。所以，当时我提出来，应该加强关于中国改革史的学习，特别是在青年当中。包括在反思改革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其中任意地美化旧体制，任意地美化文化大革命这种事情，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已经不知道我们中国是为什么要改革的，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困境当中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像这样的道理要更多地来传播，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曲折、艰难的、中国人挣扎奋斗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这样呈现出来，这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关于这本书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这本书的主题，私营经济的问题。关于私营经济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当中，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当中，它的地位，它的作用，它的意义等等我想不必再多说了，我想说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被我们概括为私营经济的这样一种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的、民间的经济力量，它的实质是什么？实质是民众的自主的活动。所以，我们讲现代化，在座几位，像秦晖教授、雷颐教授他们都是研究历史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从传统走向现代。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私营经济，实际就是民众的自主地参与这样一个发展，是这样一种力量，从根本上，从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就有了，就找到了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现实的道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什么相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的，过去的叫空想的呢？空想的也好，科学的也好，目标都是社会主义，科学是指你找到一条现实的道路，有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力量。同样，中国人搞现代化也是这个，目标是要走向现代化，但是什么道路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这就是体现在民间的经济力量。这就改变了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经济组织方式去争取现代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旧的、传统的组织方式来争取达到现代化的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也非常同意刚才新望讲的这一条，就是是不是可以不要叫做私营，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民间经济的力量。新望说，私营的不缺，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毕竟在我们的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下，把私打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烙印，盘踞在大家头脑当中挥之不去的，所以用这个来概括实际上不准确。讲到这儿我顺便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私营经济的原罪，这个话是彻底地被误解了。为什么说彻底地被误解了呢？最初提出私营经济有原罪，这个原罪指什么呢？就是指在我们传统的体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当中，天然地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罪恶。是指这个，就像人类生下来，是由亚当夏娃打下的烙印，生下来就有罪。所谓当时说的私营经济是指这个，于是相应地提出这个问题，要消除这个原罪，不能认为私营经济天然的就是不合理的，就是一种罪恶，即便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做的话，也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必要的恶，是这个意思。想解决的是对私营经济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后来时间一长，把它变成完全另外的意思，认为是私营经济在它的产生过程当中，一定是违法乱纪的，这个就完全搞乱了，彻底地误解了这种私营经济，在这里顺便补充说一下这个意思。
我想主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私营经济是跟什么相联系的，就是说要进一步认识公有经济的性质。因为你不认识公有制的性质，你也就认识不清楚私营经济的问题。关于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确实主要的问题是由于我们中国是一个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以，我们习惯的组织方式，我们习惯的这种观念，都是权势的，所以刚才新望讲的那一点是非常对的，就是说我们脑子里的公有，就是一种国有传统，历来如此。就是权力的垄断和控制、管制。中国历史上历来这是一个基本国策。凡是那些可以获利丰厚的，茶也好，酒也好等等，其他包括各种各样的管制等等，全部由国家直接控制，这是几千年的基本国策，这样导致了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和基本的传统的组织方式，乃至于到了争取现代化的时候，仍然用这个方式。包括晚清像李鸿章他们搞现代化，争取工业现代化，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发大炮轮船，后来觉得不行，还要再搞织布局，民生工业，而且李鸿章明确规定，20年内只能我搞，其他人不能做，一律都是这种方式。只有到什么时候改变呢？这种东西搞不下去了，极度的无效率和低效率，就是说官营的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镰刀，割草不痛，你拿去割草草都不疼。所以晚清也是一样，政府又财政拮据，财政负担不起了，被迫改变，从官办，然后到官商合办等等。当时的人就已经指出这个问题了，天下事凡官办的必不能长久。《大突破》一书中引用的巴列塔的研究成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历来是从这个角度，从官办，从行政权力的垄断和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公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和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处，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是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的自主活动。
我举一个例子，像国有经济要实行战略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要变，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已经是写入的中央的决定的。但是我们往往脑子里根深蒂固一个观念就是国有经济的作用，就在于控制，要控制社会资源，要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乃至于要控制民间经济。所以在论证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使政府接受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如果实现调整，你可以用更少的国有资本，来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了。都是从控制这个角度去论证国有资本这些逐步退出缩减，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从根本上的观念的倒置，还没有调过来。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这个问题而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政治思维比经济思维进步得多，恰恰经济思维落在后面，为什么？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至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在理论上说，公共权力的存在的理由就是控制民权、 控制私权，而总是讲它是维护公民的权利。但是恰恰我们在国有经济的问题上，是相当落后的。认为国有经济存在的原因就是要控制，无本求利的来控制，我不出钱我就要控制你。而恰恰我们知道，国有经济，它的性质和原因与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因在解释逻辑上完全是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所以你怎么能把它颠倒过来呢？所以现在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到私有经济发展，它所需要的条件，核心一条，根本上继续转变我们关于公有制问题上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观念，明确公有制存在的根据，它首先要看来自于民众、来自个人自主的经济活动的需要；其次，明确它的功能是为这样的自主活动，为民众的自主的经济活动提供外部条件，提供好的环境。从这样的理解公有制的意义，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使我们的私营经济或者说民营经济有一个更广阔的成长、发育的空间，我就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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